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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盗火者为关山撰写杨斌传记一书作序

承蒙挚友关山兄之邀,为其大作写篇小序,初始颇有受宠之感,便顺口答应下来,但真正动起笔却发现此书非一般传记,涉及太多复杂而极敏感的问题,不仅难于言表,且有冒政治风险之嫌,后悔不该如此不自量力。但因与关山兄的深情厚谊,更出于责任与重托,索性鼓起勇气,勉为其难不顾其它了。

关山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知名而又资深的传记作家,其成果斐然,仅据我所知晓的就有《李宗仁归来》、《杨献珍研究资料》、《中国帝王谋略》、《邓小平江西蒙难记》、《中国网络梦之队》、《大富天下—福布斯中国100首富排行榜》《中国政要2005年》等多部名著。关山兄笔下生辉,凡读过其作品者,无不为之撰写史料的鲜见真实、文笔的洒脱自如所折服与赞叹。

《不幸的盗火者—我所知道的杨斌》是关山近来一部功力厚重的新作。他是杨斌亲自邀请认定的传记作家,曾居住沈阳荷兰村长达七个月之久,不仅耳闻目睹而是深入实地考察与采访,对杨斌身世、家庭、朋友、创业、缔造荷兰村的经历等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更为难得的是他以新闻顾问的名义,多次陪同杨斌访问朝鲜平壤和各地,目睹并记录了新义州特区基本法的制定与谈判全过程。他是“新义州特区”谈判的目击者、记录者与参与者。故尔此书所叙事实均属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具有令人信服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此书初版于2004年1月,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并于同年由韩国斗牛星出版社翻译出版韩文版。发行不久,受到国外和香港媒体的重视与评介。据了解,最早的一篇海外评论,由英国著名记者奥尼尔所写,于2004年6月发表在《南华早报》上。奥尼尔系《南华早报》驻北京首席记者,曾经采访过杨斌和关山先生,并与世界著名媒体记者一起,参加了在朝鲜平壤举行的新义州特别行政区特首宣誓仪式的采访活动。该书在韩国出版后后,曾轰动一时。韩国联合通讯社、KBS、SBS、及《朝鲜日报》、《东亚日报》、《京乡新闻》等新闻媒体均做了采访报道和发表了书评。《东亚日报》系的《新东亚》杂志,于2004年7月号长篇选载了该书主要部份,长达44页。据该杂志总编辑讲,他们从来没有选载过这么长的文章,足见其重视程度。2004年7月,关山先生以访问学者名义受邀访问韩国,受到韩国统一部长官丁世铉的接见和宴请,并在国会大厅向议员、学者、社会名流作了“从新义州特区看金正日改革思想”的演讲。随后,又接受了釜山、济州岛的社团、大学邀请,参加了为他举办的讲座。

现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经过作者修订后,更加丰满、完善的新版本。原书稿共十三章,前三章写的是杨斌的身世、起家与创业,第四章至第十章写的杨斌成为朝鲜新义州特区特首的特殊经历,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写的是杨斌入狱的始末。现新版增添了第十四章,写的是“五年后,再看杨斌事件”,从不同层面全面概括杨斌事件的几个核心议题,实际是该书的最后终结,起着画龙点睛之作用。通观全书,结构章法有序、重心突显、步步深入,环环相扣、图文并茂、引人入胜,是一部呕心沥血的传记,为世人所瞩目。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关山撰写的杨斌可以说是敏感度极高、政策性极强、争议性极大的“三极”议题。也正因为如此,此书将会更有价值、更有深远意义。当然也存在相当的风险性,不能不佩服关山先生的勇气与胆识。

这里所说的争议性极大,主要有三大议题:
议题之一:杨斌一案到底能否成立?杨斌案到底是否是桩冤案?根据2003年7月14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杨斌犯有虚报注册资本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合同诈骗罪,对单位行贿罪、犯单位行贿罪、犯伪造金融票证罪,六罪并罚,判有期徒刑十八年,罚金人民币二百三十万元。
但根据北京著名大律师田文昌、曹树昌所提出的“四项罪名不能成立、一项不宜认定的事实”,杨斌并无罪可言或至少原判疑点甚多。令人不解的是2003年9月6日、7日,在二审法庭上,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及公诉人本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针对律师为杨斌所做的总结辩护词予以解答或驳回,可惜的是对以上律师辩护事实于不顾,匆匆忙忙宣布暂时休庭。一个小时后,又匆匆忙忙宣布,原判定罪准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如果是后者所言,法庭的审判分明是走在过场,是名义上的审判,非公正判决。人们自然要问,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今天,我国某些地方司法机构为何还会出现如此荒诞的事情?即便杨斌案是真案、实案也不该如此草率从事。何况此案并非如此。杨斌案至今已过五年之久,是应该还杨斌案一个本来面目的时候了。我非常赞赏关山先生在全书结尾时的一段精彩论断:“杨斌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杨斌的传记还没有完结,一切还没有盖棺定论。我依然相信,中国共产党所遵循的‘实事求是’,一定会回归历史的原貌”。
议题之二:杨斌是历史罪人还是改革开放的先驱或是关山称之为的“爱国主义者”?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树昌对杨斌的评价是:“通过大量的资金投入,更由于杨斌的艰辛努力,沈阳“荷兰村”拔地而起,有目共睹。它对于改变沈阳的市容市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应予肯定。我们也不否认杨斌的投资建设具有的随意性,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特别是对其财务总监闫闯组织虚增公司业绩的事情也并非是一无所知,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对其应进行历史、客观、公正地评价,而不应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这样才能引导、保障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如何评价杨斌历史功过是非,为时尚早,在杨斌案情尚不清晰之前几乎难以断言。关山在第十四章以“一位爱国主义者”为题评价杨斌。通观全书,这一评价自有其客观公正的道理。以本人愚见,倘若案情大白于天下,杨斌真有可能成为朝方所宣称的“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另再加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者”。
议题之三:杨斌案是否是中朝关系恶化的“一劫”?杨斌案能否成为化解中朝关系恶化的“一劫”为“一结”?按中国官方解释,杨斌案完全是按照中国法律行事,与朝鲜发展新义州没有关系。可是读了关山一书后,却得出完全相悖的结论:杨斌与中朝关系有着“内在的逻辑链”。最简单的事实是:在2002年9月12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开发新义州的决定和《新义州特别行政区基本法》。9月24日,正式授予杨斌新义州特别行政区长官委任状。十天后(2002年10月4日),朝鲜新义州特首杨斌在沈阳被警方以传唤方式带走,朝鲜面对这突发事件,举国震惊。杨斌被捕第三天,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副委员长杨亨燮访问中国,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杨斌。杨亨燮交涉中国释放杨斌没有结果,忿而回平壤,朝鲜劳动党中央、议会和内阁哗然,一片反华声浪,认定“中国是绝不可信赖”。 杨亨燮回国后,朝鲜机关报《朝鲜新闻》、广播电视和报刊媒体,连篇累牍地宣传“杨斌光辉事迹”,说杨特首“在沈阳蒙受政治冤狱”,这是“中国政府对朝鲜人民的公然挑衅”。 此后中朝关系似乎越趋恶化。

根据关山引用的材料,杨斌事件是引爆朝鲜核试的导火线之一。每年凡10月4日朝方均有诸如核试等重大举措。2007年南北韩峰会共同宣言竟出现“三国或四国”缔结半岛和平协议的“怪论”,世界惊愕,均认为是金正日故意给中国脸色。再联系到朝鲜领导层不断发出“中国不可信赖”的声音,不难看出其源头均与杨斌事件剪不断的奇特因缘。

朝鲜半岛对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均具有极其重要与特殊战略意义。我们必须从中国国家根本战略利益、从东北亚整个大局出发,妥善处理与维护中朝关系。杨斌事小,国家利益事大。

解铃还须系铃人,维护中朝友好关系是两国人民共同的责任。朝方无疑是系铃的一方,系铃无可非议;但作为系铃的另一方,中国应有大国风范,似应采取更主动、更高姿态、更宽容和谐政策。期盼杨斌事件的妥善处理将成为中朝关系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这正符合中共十七大“以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而非“以邻为壑”的周边外交方针。

一种正常思维与说法是,杨斌事件牵涉诸多复杂问题,在短期内不可能彻底解决,只有大的环境改变,如朝核问题获得完满解决、中朝关系得到重大改善,杨斌问题方可迎刃而解,不能“因小失大”或“以小损大”。其实,以笔者之见,完全可以换另一种思维方式:以杨斌案为突破口,“以小博大”“用小补大”,采取果断措施,中朝关系也许“柳岸花明”,易如反掌。中国历史某些要案的处理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只要肯痛下决心,解决方案可以多种形式。最佳方案应是“快刀斩乱麻”,按法律程方再审杨斌一案,弄个水落石出,实事求是,去伪存真,给世人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如果是冤案就彻底召雪平反,如果真有过,就视其轻重,依法量行,但考虑到与朝关系可减刑或交由荷兰处理。有人替中国解杨斌案之套提出:“先将杨斌‘假释’回荷兰,丢掉烫手山芋,且不管他是否再到朝鲜高就,化解朝方对杨案长期积怨,抒缓中朝关系,不无裨益”。这未尝不是解杨斌事件的一种照顾各方利益妥协良策。

其盼杨斌一案能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将实事求原则与灵活策略巧妙相结合,妥善处理涉嫌国内与国际关系重大历史疑案的又一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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